●我以为“事件”是批评的起点，而“价值”和“事实”是目的。应该朝这个基本方向进发以达到对“事件”真相的追寻，实现文学批评的启蒙和审美。

　　●知识分子能否唤起大众对文学的信仰以及对批评的热爱，仍旧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批评最起码的判断力有两个，一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个是作为思辨理性存在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是关乎批评的伦理与道德的，而“事实”判断是自我体验之后反思意识的具体体现。而虚假批评和虚伪批评的出现大凡与判断力的丧失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批评界同样存在“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两股歪风。这两股歪风正是判断力丧失的前兆或是直接的恶果。文学批评启蒙性的放弃与文学批评中的“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惯性认识有关，所谓“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这是一种严重的信任危机(胡平语)。批评中的 “犬儒主义”集中表现在好不说好在何处，坏说不出坏在哪一点，通篇以“糊事佬”的口吻，要么“隔靴搔痒”，要么“大而无边”。而“相对主义”主张判断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判断对象之外的某种因素。决定判断正确的因素不再是判断同判断对象的关系，是相对主义的根本性质。当下的文学批评遇上了文化批评，文学批评边界得到了扩大，两者的界限模糊混淆使得相对主义大行其道，批评摸不着边际，批评者全然放弃基本事实，丢弃文本的精要，深陷其中，不得要旨。

　　当前，我们一方面仍在享用西方的理论成果，另外一方面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厘清批评当中的沙砾与污渍。在吸收理论的同时忽视了理论生存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甚至忘记了理论产生的起点。这就造成批评的虚空与肤泛，切中肯綮的批评成了一种奢侈。我以为“事件”是批评的起点，而“价值”和“事实”是目的。应该朝这个基本方向进发以达到对“事件”真相的追寻，实现文学批评的启蒙和审美。

　　东方主义创始人萨义德不遗余力地呼吁：文学批评应贴近现实，面向一般民众，以社会批评为其终极目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当然这是美国的现实，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也是萨义德对未来知识分子提出的设想。至少这些能与我们当下批评的式微与批评者的 “判断力”丧失找到一点缘由。其实，以目前我们的现状，大众对批评的需求要大大超过人家，正如钱理群所言我们的启蒙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这样的事实存在，足见我们的批评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人家的老路，或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知识分子能否唤起大众对文学的信仰以及对批评的热爱，仍旧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周小仪曾乐观地说，批评理论在西方走向没落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可能命运还稍有不同。批评理论对中国还没有失去意义，它仍将流行，并显示生命的活力

　　如果说价值判断是全球化背景下形而上的民族身份认同或另类“宏大叙事”，那事实判断就称得上是形而下的“个人化批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是批评的要旨也是手段。

　　尽管批评界有这样那样的声音争论知识分子有没有责任继续担当启蒙的责任，要不要为大众代言，甚至大众认不认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想讨论甚至争论都是正常的，知识分子的困惑也是有道理的，但从现实和事实出发，知识分子的先锋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所以，知识分子应责无旁贷地拿起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让批评真正深入到自己的体验情境中去。(陈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