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娄义华　魏洪华

　　王跃文有一枝会写的笔，因此他没有去中学教书，而进了县政府的大院，然后是市政府大院，再后是省政府大院。后来他成了名人。２０００年年末，王跃文遭遇机构改革，下岗分流。于是，议论、猜测颇多。

　　                                                                       很灰暗的童年

　　我们的访谈从作家的童年聊起。
　　王跃文说，他的童年很灰暗。他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他还没有出生，他的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劳动改造。就这样，他父亲从一个国家干部成了村里人眼中的罪人。
　　如果他父亲仅仅只是回家耕田种地，这对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农家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月，他父亲整整２１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好几次，都差点送了命。他老人家能活下来，真是祖宗积了阴德。父亲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而他遭遇大难时，年仅２４岁。
　　王跃文打住，仿佛走进了历史。好一会儿，他仿佛自言自语：我２４岁在干什么？我只有仰天长叹。从我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感受着侮辱。从小母亲对我的家训是：紧闭口，慢开言。我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年时的家庭灾难让我早熟。小时候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别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印象了，我却历历在目。我写过两篇文革时期故事的小说——《雾失故园》和《也算爱情》，有同龄人吃惊，说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美国有一个文学青年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
　　海明威这个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呢？我们谈及卡夫卡、川端康成、加缪、卢梭、但丁、安徒生、鲁迅、张抗抗、舒婷……他们都有“不愉快的童年”。
　　为什么童年遭际不幸的人容易在文学上成才呢？
　　我们认为，从精神因素分析，这是对痛苦的一种“补偿”，俗话说“无娘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在生理、心理上，与文学有关系的“兴奋中心”得到优先发展。王跃文沉思着说，童年时的家庭灾难，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

　　                                                                       很通达的仕途

　　王跃文１９６２年出生于湖南溆浦县的一个小山村，１９８４年，他大学毕业，同学们多数分配到中学教书，而他却分配到溆浦县当秘书。
　　是不是开后门进去的？
　　王跃文稍微沉思一会儿后，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那时候，我们湘西农村的孩子还比较单纯。反正教育局会统一安排工作，我们还不知道跑后门。我被安排进县政府担任秘书，这或许与我的作文成绩优秀有关系。
　　一位在大学里教过王跃文的教授说：王跃文在大学时作文漂亮，论文漂亮。因为这，他记住了这个学生。读书时在社会活动方面，没有发现王跃文有特异才能。在大学时，他就有创作热情，他成为作家，我们预见到了。他官运一路亨通，从县里到地区再到省里，我们没有想到。
　　王跃文告诉老师他下岗了。那位教授认定学生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不肯相信。
　　王跃文说，普通老百姓有一种光宗耀祖的心理。他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母亲对他寄予了厚望，总希望在他父亲身上破灭了的梦想，能在他的身上圆结。他谨遵母训，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便显得少年老成。
　　王跃文说，现在想起来很可笑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却成天装着老于世故的样子。王跃文叙述他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样子：成天低着头，迈着细碎步子，笑嘻嘻的。他清晰地记得一位领导很热情的教导：见人就握手，就问好，没错。那时候，同事们都说他谦虚谨慎，可成大器。
　　王跃文说，那几年，在那个小地方，他可谓仕途通达。工作两三年便成了副科长，工作四五年，便成了正科长。工作不到八年，便上调怀化市。工作不到十年，又上调省政府。
　　王跃文承认自己当年是有所谓政治抱负的。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成为比较朴实、正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想通过正常的工作程序，通过自己的能力发挥而不是别的什么特殊关系特殊渠道来有所作为，做个好官。

　　                                                              小说是一种谈话方式

　　身在官场，官路通达，为什么不专心地走下去，而分心去写小说呢？
　　王跃文说，已经有好多人问过他了。的确，在怀化市，他曾小有名气，有人曾称他是机关的笔杆子。如果像初进县政府那会儿一样，坚持做下去，或许还有晋升的机会。可日子久了，心里有种别扭的感觉。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直，内心有话不说出来就闷得慌。我大学时代一些热衷于写作的同学，后来一个个搁笔了，倒是我一个人显得单纯，一直保留了文学情结，可能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吧。他们都成熟了，所以不再写小说。我是因为一向单纯，所以总是不成熟，便用小说方式说说自己心里的真话。于是，便写起了小说。

　　                                                              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

　　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王跃文是写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
　　王跃文的言语中对这个命题并不首肯。他说，他曾不止一次辩解过，他写的小说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他起初的小说创作，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生存状态和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诸多无奈。官场或者非官场，都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已，写人才是他小说的真义。
　　王跃文以作品为证，他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旧约之失》《蜗牛》《无雪之冬》《漫天芦花》等等，都是非官场小说。
　　王跃文说，事实上，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当代作家是写现实的人，或者说在写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觉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是永远的唯一的题材。
　　王跃文慨叹：如今的人们太关注官场了。这并非一种正常的现象。日出月落，只是在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地球气候异常的时候，人类才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

　　                                                                     无意官场春秋

　　王跃文在小说集《没这回事》封面的勒口上，将自己的工作和创作经历，写成一首打油诗：小说十年从容，落得里外尴尬；无意官场春秋，信笔涂鸦国画；三十七年虚度，溆浦怀化长沙。
　　王跃文对“无意官场春秋”向我们作了诠释。
　　他说，这首先是一句广告。因为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官场春秋》。更重要的是一语双关，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态度。说自己不想当官，有人也许会说是假清高，但实在是一句真话。
　　王跃文痛心地剖析了官场文化中的一种精英现象，他说到这么一层意思：中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在党政机关，无缘进机关的才去工商界或别的行业。而西方国家，真正的顶尖人才聚集在工商企业界。
　　王跃文说，人家的精英，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我们的精英却是做政治的。王跃文注意到一个信息：大连招考公务员，要招好几十位，报名的却只有十多位。这表明已有一批真正优秀的人才不再迷恋官场而投身工商界。王跃文称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先驱。

　　                                                                        下岗以后

　　王跃文现在不上班，似乎很满意目前的生活方式。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说，他想过一种单纯的读书写作生活。这次机关分流了若干人，有他，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遇，正中下怀。
　　有一位领导为分流找他谈话。他说，下岗或分流落在别人身上很正常，落在我身上就不正常了吗？我觉得我不特殊，分流对我也正常。
　　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王跃文的作品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王跃文说，其实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请问，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王某人何德何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了。但我会努力体验，尽最大可能地全面地反映生活。
　　关于王跃文下岗，社会传闻颇多。有人说，他被软禁了；有人说，他被抓了；甚至还有人说，他遭祸身亡了。好事之人太多了，惟恐天下不乱，这才是令人真正担忧的。
　　一般工人下岗正常，名人下岗也正常。
　　                                                                                  （摘自《跨世纪》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娄义华　魏洪华文）